昨天下午，教务处那台已经罢工三天的打印机终于吐出了一张皱巴巴的《毕业生灵活就业统计表》。我盯着那个漏掉的签名，试图向对面那位因为空调冷气过足而缩着脖子的行政秘书解释，一个深陷零工经济泥潭的年轻人很难在算法的围剿中抽出空来，回学校给他的辅导员盖一个象征“成功就业”的红章。秘书只是推了推眼镜，说这是绩效，是结构性的要求。那一刻，我再次确认了自己在这座民办高校权力场域里的位置：一个负责加工名为“学生”的标准化产品，却连次品率都无法如实上报的学术民工。
这种错位感贯穿了我的时间轴。
十年前，我在省城那间漏雨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布尔迪厄。那时候我觉得“场域”是个宏大的学术命题，值得用一生去拆解。我沉迷于在那些泛黄的页码间寻找对抗异化的武器，幻想着毕业后能冲进社会结构的缝隙里去挖掘真相。
五年前，我入职了现在这所高校。入职第一周，我的雄心壮志就被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教案检查和辅导员事务中。课堂不再是思想碰撞的广场，而是一个巨大的景观。学生们低头滑着短视频，在原子化的孤岛上寻找廉价的快感，而我在台上兜售着他们认为“毫无用处”的阶级理论。我发现自己成了这个加速异化过程的合谋者。
于是，域名 yfzsh 出现了。它是我在教务系统之外偷偷开垦的一块自留地。
我开始在深夜关掉教务系统，拧开那台收音机，在古典音乐的白噪音里记录下那些无法进入论文摘要的“烟火碎屑”。我背着那台漏光的旧相机走入城中村的巷弄，观察外卖骑手在逼仄楼宇间的冲刺，记录那些被宏大叙事遗忘的生存痕迹。在旧书店的角落里，我嗅着樟脑丸和旧纸张的味道，试图在那堆被时代抛弃的废品中，重新找回理解世界的坐标。
这个博客不提供任何治愈。在这个一切皆可被量化、被消费的虚假繁荣里，廉价的共情不过是某种精神上的多巴胺。我在这里记录不安，分析痛苦，剥开那些被温情脉脉的面纱遮盖的结构性矛盾。如果文字显得冷峻甚至刻薄，那是因为手术刀不需要温情。我只记录我看到的，关于这个世界如何像坏掉的钟表一样加速跳动，以及我们如何在这种跳动中逐渐失去形状。